－－原載於《信報》6月22日
在閱讀《雙城辭典》的小說之前及之後，我反覆細讀了夾在書頁間，韓麗珠和謝曉虹的通信。這四封信是二人親手所寫，在筆誤的地方，還可以看到亂筆刪去誤字的痕迹。
曾聽不少文學圈中的人說，覺得韓、謝二人的風格相近，筆下的小說世界，色彩彷彿總是灰白的，同樣着重都市的意象以及空間的變異。我也留意到在兩人各自獨立的卷宗裏，各自藏着一篇對方的小說，一不小心，某個大意的讀者或者就會在一頁一頁翻過去時，甚至察覺不到另一人的作品已經混入了此一人的卷子之中。
黃碧雲曾說過，世上並無真正的同義字（詞），而只有近義字（詞）；縱使是在字典上標記着是同義字（詞）的條目下，在使用的時候總會因為上文下義，甚或字詞自口中吐出來時的聲響、韻律而產生出幽微的差異。因此，以為韓、謝二人風格相似的人恐怕也只是粗枝大葉之人。同樣地，這部結集也來自於她們不服從於權威辭典，所謂的「定義」也絕非無可撼動。文字及詞語總是潛藏着燦若繁花的想像種子，而這也就是，《雙城辭典》藉着「望文生義」最耐人尋味之處。
據二人的書信所言，《雙城》的源起始自雅虎知識上有關唇瘡的資料，而在寫作的過程中，國語大辭典網上版「帶給我們像甘露那樣的靈感和線索」。饒有興味的是，這些想像力豐富的小說同時也是由辭典中的詞條所激發的。文本跟辭典的關係也就不僅僅是其顛覆；若說顛覆，則只不過是由白翻轉為黑，而她們小說中所揭示的，卻是無數枝椏盤節的迷宮，在白與黑之間，展現出不同程度的灰階。
「假」的演繹
例如，在謝曉虹的〈假期〉中，「假期」的「假」變成了「真假」的假，要是有人身處真實的世界太久，他的皮膚便會愈來愈薄，直至全身血脈噴飛。避免如此下場的方法則是遺忘過去，前往他方，直至皮膚回復至原來的厚度。但「假期」猶有潛伏的危險：一旦身處「假期」時逗留過久，「假期」便隨時變成了「真期」。為此，故事中的悠悠阿姨便在一再的戀愛之中逃離，直至多年後回到原來的地方，卻因厭倦了展開新的旅程，而最終化為一灘鮮血。這種對「假期」的想像，既帶着一般厭倦了真實生活的旅人的想望，但彷彿也揭示出，一旦陌生的地方變得熟悉，也就不過淪為另一個真實的囚牢。
《雙城辭典》在韓謝二人各自的作品中，無疑也佔據着特殊的位置。韓麗珠在書信中自言：「我讀着我和你的小說，感到《雙城辭典》和我們另外的小說之間的差異。如果別的小說企圖靠向更嚴謹和更完整，《雙城辭典》就顯出了生活中破碎的、不穩定的、傾側和不一致的那一面。」在破碎與不穩定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《雙城辭典》當中的不少篇章更明顯地回應了我城的一些當下處境。
韓麗珠曾在前作《灰花》以單行本發表時，將原先在報章上連載發表的內容改寫，將明顯指涉香港的地方刪減。雖然讀者仍然不難看出小說中影射沙士一疫/役之處，但作者本人有意將真實背景虛而化之，小說所寫的都市經驗不再囿於一時一地，不同地域的讀者都可從中解讀出屬於自己的都市寓言。相較之下，韓麗珠在〈結髮〉一篇中便較為明顯地指涉「六四」。
設定在九七
「結髮」本為寓意情人之間的誓約為盟，但在小說中，城市人的頭髮變得雜亂一如鳥巢，髮之枯竭成為其內心創傷的外在反映。他們對於生活中的種種不滿宣洩在名目繁多的示威之上，當軍方人士以暴力終止他們的行動，他們的頭髮便愈長愈長以掩蓋失去了的部分。此時，小說中的人物期待揚起的風能使他們的髮「跟前方、後方或附近的人纏結起來，那麼，當警方要驅散人群的時候，便不那麼容易把他們逐一帶走」。至此，原本僅限於戀人間的私密「結髮」，反倒化為一種集體力量，形成一股對權威的抗爭勢力了。
謝曉虹的〈咬字〉則將背景設定在「一九九七之城」。這座城市原有的語言被毒素毀壞，市民一覺醒來口中再無法吐出熟悉的語言：「而那些曾經屬於這個城市的文獻典籍，那些筆畫繁複，形態婀娜的文字，只能像被割去舌頭的亡魂一樣，在一種神秘的哀傷裏徘徊，無法再向人們傳達任何訊息。我們只能藉着那些再也無從判斷優劣的翻譯著作，以及老人們矛盾百出的口述歷史，來想像那個逝去的城市。」失去語言不單單意味着失去聲音，失去的還有關於語言的記憶。
重生的生命
有的人，像小說中「我」的母親很快便學會了新的語言，但父親卻陷入長久的沉默。父親的失語，只有在咬下寫有已消失之語言的手稿時，他才重新感受到語言的臨近，但同時卻又悲哀地體認到，這種感悟再也無法傳遞給任何人。這種對熟悉的語言日趨邊緣的憂慮，相信對生活在我城的人都並不陌生。
他們在《雙城辭典》中所展現的特殊性，或許源自這些作品原本生活着的「根」──《字花》。 這些作品最先發表在《字花》，於2006年至2011年之間寫，開始時題目跟該期的主題相關；後來，由於《字花》的主題漸趨具體，而由二人另訂主題。《字花》本身充滿玩味，但同時毫無疑問又是一本積極回應社會議題的文學雜誌，韓謝對於香港議題的關注是而更直接地反映在以雙月刊出版的《字花》上面，更具即時性。如果將這些作品重新置回在《字花》每期主題的脈絡之上，相信又可讀出這些文本的另一重生命來。
*註：此文最初在《信報》上刊出時，作者誤標為「佚名」，實為本人所作，《信報》現已在網上版更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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